唐明邦:从唐甄思想看明清之际启蒙的特征(组图)
【更新时间:2019-06-13 02:52:17】 【点击数:118】 【来源:本站】

  十七世纪,中国大地上,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,启蒙在思想学术领域萌发涌动,涉及一切文化领域。许多著名思想家,尽管生活遭遇不同,活动地域不同,学术研究领域不同,在同一历史潮流激荡下,迸发出共向心声,协奏着一曲启蒙思想之歌。王船山的哲学,顾炎武的经学,黄宗羲的史学,方以智的质测之学,傅山的诸子学,唐甄的社会政治学说,都为启蒙思想推涛助浪,各自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。这股启蒙反映了明清之际的社会风尚。唐甄曾生动地描述说:“天地之间,无形而速动者莫如风。起于幽陆,至于炎崖,偃靡万形,鼓畅众声,无一物之不应者,惟风为然。人情之相尚,或朴或雕,或鬼或经。忽焉偏于海隅,改性迁习,若有物焉阴率之,而无一人之不从者,亦犹风之动于天地之间也。是故天地之吹气,谓之风;人情之相尚,亦谓之风。”(《潜书,尚治》;古笈出版社1955年版第102页。下引此书,只注篇目、页数)启蒙在十七世纪的中国,有如一股飓风,对统治中国数百年的宋明理学作了有力的冲击。这股启蒙是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精华。在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,社会阶级矛盾和极端尖锐的历史条件下,地主阶级的革新思想,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思想,同反对清初民族高压政策的民族主义思想,相互激荡,殊途同归,形成一支新。通过唐甄思想的剖析,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的某些基本特征。唐甄于顺治丁酉(1675)年中举后,任过山西潞州长子县知县。幻想在从政中有所作为,实现其富国富民的抱负。但为官仅十月,即被免职,从此潦倒终生,个人政治抱负的破灭,明末农民思想的影响,和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,使唐甄对当时社会矛盾有较深层次的认识,他关心国是,提出一系列拯救社会的政治主张。唐甄极力倡导“民本”思想。这是他用以批判封建君主主义的理论核心。他说:“太山之高,非金玉丹青一也,皆土也;江海之大,非一甘露醴泉也,皆水也,天子之尊,非天帝大神也,皆人也。是以尧舜之为君,茅茨不翦,饭以土簋,饮以土坏。虽贵在天子,御制海内,其甘菲食,暖粗衣,就好辟恶,无异于野处也,无不与民同情也。”(《抑尊》,第67页)“民为邦本”,是中国可贵的思想传统。唐甄在明末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壮举激励下,重新阐发这一传统思想,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。在“民本”思想主导下,唐甄对封建君主的批判,比历史上其他进步思想家更为激烈。他是启蒙中批判封建君主主义的猛士。一则日:“自秦以来,凡为帝王者皆贼也。”不论历史功罪,一语骂尽千古帝王,当然是偏激之论。从“民本”原则看来,却一语道出封建君主的本质。他论证道:“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,犹谓之贼,杀天下之人,而尽有其布粟之富,而反不谓之贼乎?”(《室语》,第196页)。因此唐甄认为封建帝王个个都是吃“人肉”养肥的。“覆天下之军,屠天下之城,以取天下,是食天下人之肉以为一人养也。”(《止杀》,第198页)。再则曰:“周秦以后,君将豪杰,皆鼓刀之屠人,父老妇子,皆其羊豕也:,把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统统称作杀人的屠夫,无疑是从“民本,主义立场观察封建君主史的过激结论,然其结论不是毫无道理的。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备受剥削,政治上惨遭。“处平世无事之时,刑狱冻饿,多不得毕命;当用兵之时,积尸如山,血流成河,千里无人烟,四海少户口,岂不悲哉!”(《止杀》,第皿98页)在他看来,封建国家养着大量军队,以维护统治。这些军队“过里而墟其里,过市而窜其市,入城而屠其城”(《室语》,第197页),实是人民的大灾难。不过,广大士卒是无辜的,罪魁祸首就是君主。“大将杀人,非大将杀之,天子实杀之,偏将杀人,非偏将杀之,天子实杀之,卒伍杀人,非卒伍杀之,天子实杀之,官吏杀人,非官吏杀之,天子实杀之。杀人者众手,实天子为之大手。”唐甄尖锐地抨击天子的罪恶,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天子一人。他认识到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君主同人民的矛盾。人民的贫富、安危、生死大权,都操在天子手中。“治天下者惟君,乱天下者惟君。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,君也。小人乱天下,用小人者谁也?女子寺人乱天下,宠女子寺人者谁也?奸雄盗贼乱天下,致奸雄盗贼之乱者谁也?反是于有道,则天下治,反是于有道者谁也?海内百亿万之生民,握于一人之手,抚之则安居,置之则死亡。天乎君哉?地乎君哉!”(《鲜君》,第66页)唐甄针对数千年来统治中国的君主制度这一核心问题,进行剖析,肯定封建君主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,人民同君主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。人民的贫富、安危、生死,不是命中注定,而是君主的政治措施所造成。奸雄乱国,盗贼,统统由君主的政治措施所招致。论点是激进的,分析是中肯的,立论宗旨在集中阐述“民本”主义的政治思想。唐甄说:国无民,则无“四政”。“封疆,民固之;府库,民充之;朝廷,民尊之;官职,民养之。”(《明鉴》,第108页)就是说,边疆离开人民就无从保卫,国库没有人民的租税就无法充实,官吏没有人民的血汗谁去养活?“四海困穷,天禄永终”,没有人民的支持,任何王朝都无法维持。可是封建君主恰巧蔑视人民,剥削压迫人民。要想缓和人民同君主的矛盾,实现“民为邦本”的原则,唐甄主张君主必须树立“爱民”的思想,推行“养民”的政策,达到“富民”的目的。首先,君主爱民,当如心爱其身。他说:“君之于民,他物不足以喻之。请以身喻民,以心喻君。身有疾,则心岂得安,身无疾,则心岂得不安,有找其身而心在者乎?是故君之爱民,当如心之爱身也。茅舍无恙,然后宝位可居;蓑笠无失,然后衮冕可服;豆藿无缺,然后天禄可享。”(《明鉴》,第109页)这段金石名言,是对明王朝在农民大起义中覆灭这一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。尽管唐甄并不赞成农民起义,诬称他们是“盗贼”,却深刻地认识到农民生活环境的好坏,同封建国家的安危关系十分密切。茅舍的农民连豆藿之食都无法保障,帝王的宝位怎能安稳。分析是十分中肯的。其次,爱民不是一句空话,要体现在“养民”的政策上。“古之贤君,养贤以图治,以举贤,养民以,足食以养民。虽官有百职,职有百务,要归于养民。”(《考功》,第110页)就是说,足食是养民的准则,能否养民是对百官“”的准则。君主若能用养民之官,行养民之政事,则天下自然太平。他说:“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,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,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,欲治得乎?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,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,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并注之于匹夫匹妇也,欲不治得乎!诚能以是为政,三年必效,五年必治,十年必富”(《考功》,第111页)。用养民之官,行养民之事,关键是对从事农业、手工业自然经济的农民实行“无为而治”,让农民自主地进行生产,不要横加干涉。“陛下垂拱于上,百官修职于下,无为而天下大治”(《格君》,第120页)。“无为而治”的实质,一不要用繁重的赋税掠夺农民,二不要用频繁的摇役扰乱农事。“海内之财,无土不产,无人不生。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,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,则财不句胜用矣。”(《富民》,第106页)为了推行养民政策,天子重用的大臣必须以“劝农功、课桑麻”为职志。他说:“其大臣必用忠厚之人;其外牧必用慈惠之人,与我同忧,与我同爱。劝农功,课桑麻,厚蓄积,惩奢靡。虽有凶年,民不知灾。谷不可胜食,财不可胜用,而天下大富矣。”(《厚本,第202页)。唐甄的政治主张,以民本主义为基本原则,垂拱无为者是其理想的君主;爱民、养民是其理想的政策;谷不可胜食,财不可胜用,是其理想的生活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对孟子“民贵君轻”,“制民之产”的理想作了具体阐发,赋予启蒙思想的特色。但无可讳言,这不过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乌托邦,与封建君主谈爱民养民之道,无异与虎谋皮。唐甄生于明崇祯三年(1630),基本上是在农民起义的急风暴雨年代长大,对农民的生活处境及政治、经济要求,有充分的理解。他在清初封建统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,站在封建阶级立场,提出一些安定社会,发展经济的主张,同民本主义政治思想相表里,竭力倡导祟本主义的经济思想。主张发展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,推行“富民”政策,藏富于民。认为只要农民安居乐业,发展生产,创造社会财富,社会自然安定,国家自然富强。唐甄主张,立国的基础“富在编户”。他写道:“立国之道无他,惟在于富。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。夫富在编户,不在府库。若编户空虚,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,实为贫国。”他十分感慨地指出,可惜的是“国家五十年以来,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,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。”《存言》,第114页)他特别指出:财富不在编户,也不在国库,大量财富为佞臣、臣室所侵吞,这才是国家衰败的病根。“财者,国之宝也,民之命也。宝不可窃,命不可攘。圣人以百姓为子孙,以四海为府库,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,是以家室皆盈,妇子皆宁。反其道者,输于佞臣之家,藏于臣室之窟。蠹多则树搞,痈肥则体敝,此穷富之源,治乱之分也。”(《富民》,第105页)他看到佞臣、臣室吸民之膏血,窃国之府库,农民不得安生,国家遭受蠹蚀,是酿成祸乱的经济根源。唐甄主张推行崇本主义经济政策,实行一系列“富在编户”的养民、富民措施,对小农经济加以扶植。他以柳树的生长为喻,阐明对小农实行扶植或挫折将是两种结果。“今夫柳,天下易生之物也;折尺寸之枝而植之,不过三年而成树。岁剪其枝,以为筐答之器,以为防河之扫,不可胜用也。其无穷之用,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。若其始植之时,有童子者拔而弃之,安望岁剪其枝以利用哉!其无穷之用,皆自尺寸之枝绝之也。不扰民者,植枝也,生不已也;虐取于民者,拔枝者也,绝其生也。”(《富民》,第106页)比喻何其生动,喻意何等深刻。一、关于农业。唐甄用亲身经验,说明他当年在山西长子县推广蚕桑的好处。他看到长子县璩里之民,由于种桑养蚕,富,一年的赋税,五月毕纳。未种桑之地,人民终岁无钱纳赋,于是决心在宜于种桑之地,普遍推广蚕桑。第一步,亲自作动员工作“择老者八人告于民,五日而遍,身往告于民,二旬而雄遍。”做到“一室言之,百室闻之,三百五十聚之男女无不欲之者。”(《权实》,第116页)第二步,请熟悉蚕桑技术的老农去加以指导。“于务蚕之乡,择人为师,教民饲缫之法,而厚其廪给。”对技师给以优厚报酬。第三步,及时督促、检查,县令“省骑时行,履其地,察其桑之盛衰;入其室,视其蚕之美恶。”最后,加以评比、奖惩。“较其丝之多寡,多者奖之,寡者戒之,废者惩之。”(《教蚕》,第158页)他不发公文布告,而亲自下乡督导;不凭空洞口号,而聘老农作技术指导。如此扶植贫困,深得民心。他说,为人民办好事,官吏必须“身劳而信于众,乃能有成。是以治道贵致其实也。”(《权实》,第116页)。二、关于手工业,唐甄认为同样应加以扶植。他根据亲身的了解,讲了一个虐取于民则绝其生机的事例。“潞之西山之中,有苗氏者,富于铁冶,业之数世矣。多致四方之贾,椎凿、鼓泻、担輓,所借而食之者,常百余人。或诬其主盗,上猎其一,下攘其十,其冶遂废。向之借而食之者,无所得食,皆于河漳之上。此取之一室,丧其百室者也。”(《富民》,第106页),这一小型冶铁户,吸引四方商贾,养活百十人。官僚豪绅,诬其主盗,肆意掠夺,一家破产,数十户人河漳之上,无法维生。这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,说明对小农和小工业者,只顾虐取,不加扶植,对整个社会将造成何等的危害!这类事例,在封建社会何止千万。三、关于商业。同黄宗羲的“工商皆本”思想不谋而合,唐甄也主张农商并重。他说:“为政之道,必先田、市。农不安田,贾不安市,其国必贫。”反之,“农安于田,贾安于市”,则必然“财用足,礼义兴”(《善施》,第83页)。当时由于社会混乱,白银多被窖藏,弄得市场通货缺乏。造成“百货不行,良贾失业”(《更币》,第140页)。为繁荣商业,唐甄主张改革币制,“废银而用钱”。他说:“当今之世,无人不穷。非穷于财也,穷于银也。于是枫桥之市,粟麦壅积;南濠之市,百货不行,良贾失业,不得旋归。”“救今之民,当废银而用钱。以谷为本,以钱辅之,所以通其市易也。”“钱者,泉也;必如江河之流而后可博济也。”(《更币》,第140、141页)同崇本而抑末的传统经济政策相区别,唐甄主张农商并重,倡导改革币制,废银而用钱,以通其市易,繁荣商业,无疑反映了明清之际发展市民经济的要求。唐甄进一步提出平等主张,反对封建阶级对农民和商贾的剥削。他指出,君主养着大批官吏,他们从不“以富民为功”,而是“彼为吏者,星列于天下,日夜猎人之财。所获既多,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。既亡于上,复取于下,转亡,转取,如填壑谷,不可满也”(《富民》,第107页)。唐甄认为封建统治者不以崇本、富民为原则,而无穷地掠夺人民,造成社会上极大的不平。农民起来“以倾天下”,那是不可避免的。他写道:“天地之道故平,平则万物各得其所。及其不平也,此厚则彼薄,此乐则彼优。为高台者,必有洿池;为安乘者,必有茧足。王公之家,一宴之味,费上农一岁之获,犹食之而不甘。吴西之民,非凶岁为麲粥,杂以获杆之灰,无食者见之,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。人之生也,无不同也,今若此,不平甚矣。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,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,不平故也。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;恶衣菲食,不敢自恣,岂所嗜之异于人哉?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。”(《大命》,第96一97页)唐甄从“人之生也无不同”的天赋平等观念出发,反对封建统治者利用特权剥削压迫人民,造成社会的极端不平等。用早期启蒙思想的平等观念,揭露社会阶级矛盾,比以往思想家更为深刻。同宋明理学家空谈性理的虚浮学风相对立,启蒙的显著特征之一,在于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。唐甄思想在这方面表现十分突出。他主张一切政治经济措施“贵致其实”,官吏要推行实政,爱民崇本要见实效,学术文化尤贵实学。他将宋明以来的不良学术文化风气,归结为两句话:“守诗书之恒训,为无实之美言。”(《格君》,第120页)他抨击道学家们崇尚虚名的丑行。“矫其行义,朴其衣冠,足以步目,鼻以承睫,周旋中规,折旋中矩,熟诵诸儒之言,略涉百家之语。自以为孟氏复生,朱子再见。”(《去名》,第59页)他们的言行,于世道民生,“未有所裨益”,却受到社会的尊敬,因为他们自夸“通经”。这些人,“三五成群,务夸通经,徒眩文辞,骋其议论。虽极精确,毫无益于身心。”(《五经》,第61页)他们所谓的“通经”,决不是“于《易》观阴阳,于《书》观治法,于《诗》观美恶,于《春秋》观邪正,于《礼》观言行。”名为通经,“犹释氏之所谓戏论,庄周之所谓糟粕也。”(《五经》,第61页)难怪“自宋以来,圣言大兴,乃从事端于昔,树功则无闻焉。”(《辨儒》,第1页)难怪“人人为学,而世无真学;人人言治,而天下愈乱。”(《去名》,第58页)这些人所讲的道学,“虚而无实”,徒有美名。端正学术文化思想,唐甄认为首先要“去名”。“君子为政于天下,治亦多道,莫大于名。”去名,当坚持三项原则:一、“破其术”,“吾不好道学,言孔、貌孟、宗朱、摈陆者,吾不与也,吾之所与者,忠信也。”二、“塞其经”,“君臣圣明,不受毁誉,无无实之毁誉,虽或有之,不能上达也。”三,“绝其根”,“君日省于上,卿大夫日省于下,不敢暇逸,以求寡过,天下化之,各务其实,无私好恶。”(《去名》,第60页)。总之,若君臣都杜绝无实之“道学”,不理“无实之毁誉”,行事“各务其实”,学术文化思想自然朴实。一个国家,坚决贯彻“去名”而“务实”的精神,推行爱民、养民、崇本、富民的方针政策,就能“五年必治,十年必富。”他说:“主臣一心,夜思早谋,无谋不行,无行不达。三月必达,终岁必效,三年必成,五年必治,十年必富,此实也。苟无其实,则谨守成法者,败治之公卿也”(《权实》,第116页)。学术要讲务实,教育尤当务实。唐甄强调普遍进行务实教育。他认为教育决不是专门“讲五经之文”、“讲诸儒之言”、“讲孔孟之书。”不能如“谢庄之塾师,教章句,解文字而已。”(《讲学》,第44页)教育的目的在于启发人的自觉性。“如击石得火,因其自有而发之。”(同上)因此,唐甄不重书本教育,而重现实教育。他主张把深入实际进行现实教育的原则,首先推行于太子。因为太子是未来的君主,应从小就使太子了解农业、手工业生产劳动,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,将来为君主,才可树立民本思想,推行崇本政策。《潜书》中专门写了《太子》篇,阐述对太子进行教育的原则。“凡教太子,春使视耕,夏使视耘,秋使视获,冬使视藏。劣多从,毋盛卫,毋辟人。亲其妇子,知其生养,入其庐舍,知其居处;尝其饮食,知其滋味,揽其衣服,知其寒懊。农民者,王后之本;土茅者,殿陛之本;糟糠者,肥甘之本;布枲者,冕服之本。不知其本,必丧其末。”(《太子》,第72页)。“凡教太子,观于桑,则知衣服所自出;观于牧,则知服乘所自出;观于牢,则知鼎俎所自出;观于泽,则知鱼鳖所自出;观于圃,则知果疏所自出;观于山,则知材木所自出;观于肆,则知器用所自出。”(同上)农桑工肆,林牧园圃,皆古代自然经济生产环境。让太子深入乡村,获得关于发展自然经济的感性知识,了解衣食住行来之不易,农牧商贾,生活艰苦。将来成为君主,才不致穷奢极欲,残酷地剥夺农民。为贯彻务实精神,唐甄强调太子如不深入了解“民穷”、“人劳”,则“有过必挞。”他写道:“凡教太子,有过必挞。出而荒游,不知农事则挞之;出而荒游,不知民穷则挞之;出而荒游,不知物土则挞之;出而荒游,不知人劳则挞之。盖不习牛羊之性者,不可使牧牛羊;不知百姓之生者,不可使治百姓。”(同上,第72、73页)总之,当太子还未成君主之前,就要采取教育手段,引导他广泛接触下层人民的生产与生活,了解民间疾苦,向他贯彻“民为邦本”的思想,培养务实精神。知兵,更是唐甄所谓务实精神的重要方面。他认为,崇本、富民是实学,知兵更是实学。“君子之为学也,不可以不知兵。”(《全学》,第173页)“不知兵,则仁义无用,而国因以亡矣。”(同上)这不是危言耸听,是针对宋明以来的历史教训得出的结论。他说:“国多孝子,而父死于敌;国多悌弟,而兄死于敌;国多忠臣,而君死于敌;身为仁人,而为不仁者虞;身为义人,而为不义者虞。虽有周公之才之德,亦奚以为。”(《全学》,第173页)唐甄认为治学要治“全学”,即仁义兵三方面,缺一不可。他说:“全学犹鼎也,鼎有三足,学亦有之:仁一也,义一也,兵一也。一足折,则二足不支,而鼎因以倾矣。”他认为知兵习兵是君子之急务。知兵习兵才能有备无患,保卫社翟。他写道:“夫兵者,国之大事,君子之急务也。兽之有角,不时触也,噬及无患,以角便也。身之有手,不时搏也;暴至无患,以手便也。国之有兵,不时刺也;敌至无患,以兵习也。”(《全学》,第173页)唐甄坚持务实精神,要求封建社会的志士仁人,讲求实学,研究兵法,发展教育,平时能治国安民,战时能指挥杀敌。如此乃能谓之全学。唐甄的学术文化思想是进步的,有强烈的时代精神;但当时的社会实际却是令人痛心的。他深有感慨地说:今之儒生徒有“通经”的美名,绝少济世之实学。他愤然把当时的儒生比喻为变质的“上党之参。”他写道“吾尝宦于长子矣:闻上党之参,天下之良药也。命医献之,其形槁然而长,其色垩然而白。曰:是物之生,其变久矣。食之虽亦有补,而不能起赢弱之疾。异哉!一山谷,一根叶,一雨露,昔为良药,今非美草。占之儒,昔之上党之参也;后之儒,今之上党之参也。”(《辨儒》,第2页)早期启蒙思想家,无不大声疾呼,要造就振兴中华的新文化,新人才,而这种人才必须具有能匡世济民的真才实学。不难看出,唐甄在评量古代学术、文化、人才时,坚持的是一种新的价值标准。他反对董仲舒以来所谓“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的价值观,主张学术文化,“贵致其实”。他批判宋儒不计事功的迂腐学风,指出他们所说的“天地吾心,万物吾体,皆空理,无实事也。”(《良功》,第53页)讲“空理”和讲“实事”是两种学术文化思想的斗争,唐甄对“儒者不言事功”所造成的危害,作了深刻的揭露。他说:“海内之兄弟,死于饥馑,死于兵革,死于虐政,死于外暴,死于内残,祸及君父,破灭国家。当是之时,束身锢心,自谓圣贤。世既多难,己安能独贤?”(《良功》,第53页)唐甄不愧为大力提倡功利主义的早期启蒙思想家。他在《辨儒》篇写道:“大瓠曰:吾闻儒者不计功。曰:非也。儒之为贵者,能定乱,除暴,安百姓也。若儒者不言功,则舜不必服有苗,汤不必定夏,文武不必定商,禹不必平水土,弃不必丰谷。仲尼不必兴周,子舆不必王齐,苟况不必言兵。”(《辨儒》,第3页)通五经,讲儒道,谈道学,唐甄都主张一定要对定乱,除暴、安百姓有实书实功,而不要华而不实,徒托空言。从《潜书》中,我们不难看出,唐甄强烈抨击封建君主,同情劳动人民,力图维护农民和市民的利益,呼吁他们期待的平等权利;他在论述传统学术,文化、教育时,坚持新的价值观,以是否于国计民生有实功,作为评判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。他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学术、文化、教育各方面,都提出了崭新的论点。所有这些,无不体现着早期启蒙思想的特征。唐甄思想正如潘来所称颂的:“闳肆如庄周,峭劲如韩非,条达如贾谊。”“独抒己见,无所蹈袭。”(《潜书序》)他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独特代表之一,《潜书》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,是值得永久重视的珍品。(本文原载于《船山学刊》1992年第1期,《广天下以新天下——创刊百年专题》“百年代表论文”栏目精选文章。)(作者简介:唐明邦,号云鹤,生于1925年1月,重庆市忠县人。武汉大学哲学教授、中国易经协会顾问,中国易经协会客座教授,著名哲学家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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